制药巨头掀起OTC并购大战，拜耳欲夺老大位置

另一对是自由与群合的关系。

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一旦可以被储存和认知，也就成为了有意义的信息。[18]可见，从政治决策层面到司法领导层面，再到司法实施层面，对于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辅助功能的运用都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

站在正统的法律视角来看，由于法律本身的复杂性，人工智能的预测能力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种向公众输出的法律预测事实上很可能扭曲了真实的法律。由于对法律的认知更多来源于算法，算法形成的规则也更为个体化，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也将改变传统法律所体现的某些价值。由于这种黑箱的特性，不同个体在面对法律规则时的强弱差距就更为明显的表现出来。仅从论文数量的增长曲线就可以显示出相关研究的迅速扩展。[4] 参见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

香农所开创的信息论，提出的一个基础论断就是可以用信息熵来定量衡量信息的大小，小概率事件发生时所携带的信息量比大概率事件要多。对法律认知的重构，其实也会成为对法律主权的重构，通过算法，更多的权力将会渗透进来，这些渗入的权力不仅可能跨越政府-市场的边界，还可能跨越国家主权的边界。对于弱者来说，自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边缘化和贫困化，在缺乏必要享有自由的物质条件时，自由的背后则是无人问津的饥寒交迫。

上述两种法治各自都存在困境。历史上，一些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另一些法治不是以民主为基础。另外，"人民"这个概念过于笼统，人民也分阶层，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当然，纯而又纯的类型从来就不存在，通常是几种类型互相渗透，彼此包容。

对于合法的新闻报道，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得干预。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真担心我们这个不过愚人节的民族，天天都要过"愚人节"了。

问：您提到，现代民主型法治首先是在西方产生发展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法治"比"法制"的范围更大一些，因为在法治下，一定包含作为法治制度意义的法制，而在神治、德治甚至人治状态下，也往往会存在这种意义的法制。这四项价值并非一致，而是存在冲突，即形成了两对基本价值关系：一对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但实际上，那时的英国总体上仍然是个法治国家，只不过是一种非民主的法治。

这里我不想更多讨论古代监督的利弊得失，而想侧重谈谈如何加强改进现行的权力监督机制。上述划分虽然显得有些复杂，但可以反映历史上法治样态的复杂性。古希腊雅典的法治和福利国家时期的现代西方法治，可归入民主实质法治类型。这就如同政治体制一样，不能仅仅以时间维度作为分野，古代虽然通常实行专制体制，但是也存在民主体制。

其中几种主要的办法被奉为治理社会的治道。有些掌权者大搞"政绩工程"，不顾当地条件，盲目上马大项目，突击建造开发区，拍脑袋决策，凭意识流指挥。

我以为，要走出现代法治的困境，必须对以现代西方为典型模式的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重整，包括社会结构重整、社会关系重整和社会价值重整，发展自愿社会共同体，在其中人们进行平等协商、互惠交流和自由沟通，根据特定的情境达成基本共识，根据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法律，从而形成共同体法治。我尝试把从两个维度划分出来的法治进行组合，从而界分出四种法治类型，即民主形式法治、民主实质法治、非民主形式法治、非民主实质法治。

不仅追求形式正义，而且寻求实质正义。我觉得这种划分也有可取之处。当然，权力制约不等于三权分立，而是指在民主基础上依法实行的权力制约，以防止任何掌权的个人或机构弄权枉法，随意而为。三是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的主要公职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通常是由民选产生，不得不向选民负责，任命的官员虽向他负责，但重要的任命要经议会批准。因为法律通过严格的程序制定，而且具有以国家强制作为后盾的司法组织保障实施，比其他社会规则更具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总之，公共权力腐败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权大于法。

从某种角度讲，这营造了推动法治发展的氛围。一、法治的概念 问：在中国，法治是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关文章很多，"依法治X"口号几乎随处可见，但是，我觉得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仍不够深入。

美国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奴隶制到19世纪后期才废除。只有民主型法治，民主和法治才出现契合关系。

当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则把资本主义的法律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放任时期的形式法和福利国家时期的福利法，前者大体相当民主形式法治，后者类似于民主实质法治(含义略有不同)。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交往主要以利益为导向，每个人都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对其违法行为，可诉诸司法，依法追究责任。把法治是否以民主为基础作为标准进行划分，仅仅是分析法治一个维度。在非民主型法治下，虽然往往存在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威，带有人治的气质，但与赤裸裸的人治仍然有区别。我以为，树立现代法治观念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实践证明，在不能适用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各级党、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和制约是必要的，只要存在任何一个不受控制的个人或机构，民主制法治就不能存续，存在的只能是非民主的法治。最后一种类型不是独立的类型，只是对非民主形式法治弊端的补救有校正，但从价值取向上可自成一类。

由于存在上述困境，西方学者往往将两种法治对立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学者主张民主形式法治，这也是实证主义法学占据上风的原因。在这种法治中，每个人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规则建立互惠基础之上，禁则是人们自愿忍受的，因而是真正的民主之法。

二是通过对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具体保护，强势"经济人"通过扩大生产和自由交易增加利润，积累财富，从而维护和增进了产权与交易效率。三是对法治价值旨向问题仍然存在误解。

在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从根本上明确了权力的最终源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指出的两个因素，确实对现代西方民主型法治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措施，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最后，不承认古代有法治，便意味着以现代法治作为衡量的标准，而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现代法治也存在不同类型，如西方社会在自由竞争时期和政府干预时期的法治，在价值取向上就有重大区别，那么，究竟以哪种类型作为衡量标准?所以，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法治概念，可容纳多样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然后经过具体类型的分析，可分辨不同类型法治的具体差异和特色。

这种观点由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坚持。我不赞成用"化"这类口号，而赞成保持一种平常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文化，只要可以利用，都要充分利用。

最后，民主形式法治强调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实质正义，因为根据程序正义原则，法律判断仅以满足程序要件为限，一项诉讼不论实际上孰是孰非，而仅以法庭上的举证为限，有产者可以通过雇用善于利用法律漏洞的律师，获得更多胜诉的机会，而穷人则往往因财力不足，雇用不起律师，由于复杂程序原因而败诉。人们在考察历史时，往往存在一种倾向，即以结果解释过程，这就好像个人的传记，一个人一旦成功，儿时都被认为超凡出众。

在初民社会，法律与习惯融为一体，可以说那是个"习惯的王国"。因此，形式法治即便建立在民主之上，也可能退化为非民主的暴政，法律由此成为服务于暴政的工具。